“数字时代的大国战略稳定性”研讨会暨第二十六期“北阁沙龙”综述 简报175

2025-09-03 20:14:13

　　2025年7月4日，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举办第二十六期“北阁沙龙”暨“数字时代的大国战略稳定性”研讨会。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外交学院等高校和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针对近年来数字技术发展背景下大国战略稳定的现状、挑战与机遇等问题展开研讨。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副院长关贵海出席并致辞。现将会议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有效的威慑是实现战略稳定的前提要件。作为战略与安全研究的核心范式之一，威慑理论在冷战背景下兴起，深刻塑造了20世纪后半叶的国际安全结构。威慑的基本逻辑在于“让对手感到害怕而不敢行事”，从而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20世纪50年代，核武器的出现以及美苏冷战“铁幕”的徐徐落下为核威慑理论的形成、丰富提供了关键土壤。在“确保相互摧毁”（Mutually Assured Destruction, MAD）的前提假设下，即便一方先发制人，遭受的报复仍将是毁灭性的，从而迫使任何一方都不会轻启战端。托马斯·谢林（Thomas Schelling）、赫尔曼·卡恩（Herman Kahn）等美国学者丰富了威慑理论的内涵和外延，明确指出这种战略并非纯粹依赖武力，而是建立在沟通、信号传递和可信威胁的互动中。威慑的有效性不仅取决于自身的能力，更来源于使用武力的意愿与可信性。

　　21世纪以来，数字技术持续发展、不断取得突破，国际安全环境发生剧烈变化，传统的核威慑理论面临多重挑战。一方面，国家行为体之间的战略竞争不再局限于物理空间，而是扩展至网络空间、外层空间甚至认知领域；另一方面，非国家行为体的崛起、低烈度冲突增多以及技术的不对称扩散使传统威慑结构日益失效。总体看来，数字时代的到来为国际社会增加了风险与不确定性，而如何将威慑理论延伸至数字空间随即成为各国学界的新关注焦点。

　　首先，威慑在网络空间的适用性面临挑战。网络攻击往往难以溯源，削弱了传统“可识别报复”的威慑前提；与此同时，网络攻击门槛低、对抗时间短，冲突也更难管控、更易升级。美军早在2010年就已在《四年防务评估报告》中提出建立“网络威慑态势”，但至今对如何实现有效网络威慑仍无定论。其次，人工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正在重构战略威慑的逻辑结构。人工智能提升了态势感知与响应能力，自主化军备的引入加速了实时监测、即时响应，从而强化了威慑的效度；同时，人工智能系统本身的不确定性和不可解释性也引发“信任危机”。尤其是在自主武器系统参与决策的背景下，人类的理性基础正在被算法取代。在高度自动化的指挥链条中，成功威慑的“意图可知”与“后果可控”等前提都面临考验。此外，威慑的概念亦亟待重构。“威慑的对象”不再仅仅涵盖敌方政府、军队，还可能包括算法、平台乃至舆论；“威慑的手段”也不再局限于核报复和常规打击能力，更是涵盖了“政治战”“心理战”和“法律战”。

　　总体看来，威慑理论正在经历从“核时代的理性对称结构”向“数字时代的多元不对称结构”的深刻演变。尽管“以潜在成本遏止冲突”的核心逻辑未变，但威慑的实现路径、作用机制与评估标准却在持续发生变化。

　　战略稳定（strategic stability）意指大国之间维持相对均衡、避免故意或误判诱发战争的状态，尤其强调核武器使用门槛下的稳定格局。然而，随着人类步入数字时代，互联网、人工智能、量子计算、高超音速武器、自主化武器系统等新兴技术的快速发展让战略稳定面临深刻挑战。

　　新兴技术显著扩展了战略对抗的空间，形成的“新域”（new domain）对既有大国战略稳定性形成侵蚀。传统的陆、海、空三域稳定结构，正在被由网络空间、外层空间、电磁频谱乃至算法空间形成的“多域作战”“跨域作战”体系所取代。总体看，这些“新域”具备两个显著特点：一是攻击门槛低、行动隐蔽、归因困难；二是防御成本高、防御方的反应时间短。网络空间的威慑失败及其形成的“持续冲突”状态正是源于此。

　　技术的不对称扩散加剧了“不稳定的平衡”。传统核稳定的基础在于能力对等和报复可信性。而步入数字时代后，部分国家、甚至非国家行为体能够通过发展、购买甚至窃取特定领域的技术来弥补自身不足，提振所谓的“不对称能力”。这种技术的无秩序扩散将打破战略威慑的力量均衡，甚至激发其他行为体首先采取“预防性行动”。

　　大国对自主化军事技术的引入将为战略稳定注入新的不确定性。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各国尝试通过引入自主化技术来争取更有效的预警能力和更快的打击速度，从而获取战略优势。然而，“人在环中”甚至“人在环外”的安排压缩了人类决策窗口，无限增大“自动升级”“无意升级”的风险；同时，深度伪造、算法操控和数据污染等恶意行为也将削弱危机时期国家对对方意图及行为的客观判断，降低了战略透明度。稳定的核心前提——意图可知与升级可控，正在被侵蚀。

　　大国能否在数字时代实现战略稳定，将日益取决于国家对模糊性与信息不对称状态的管理能力。这一点在网络空间尤为明显。面对网络攻击的归因困境，以美国为代表的国家开始采取“公开溯源”（naming and shaming）策略，以增强威慑效果并塑造有利态势。该战略的核心逻辑如下：一是制造观众成本，释放清晰威慑信号，降低潜在攻击者的声誉；二是塑造国内共识，将溯源作为一种国内动员的工具；三是污名化对手，削弱其声望并减轻自身道义负担，通过建构舆论争取战略主动；四是作为联盟动员机制，强化态势感知与跨国共享，推动网络空间“集体防御”。目前看来，拜登总统在执政期间多次通过与盟友共同公开溯源的形式，来提升自身的威慑可信度。

　　随着特朗普重新入主白宫，中美两国之间的战略博弈显现常态化、长期化的特征。与此同时，冷战时期美苏之间以核威慑为基础的“相互确保摧毁”模式在当前的数字时代恐不再适用。技术革新、地缘政治重组与中美力量对比的演化，共同决定了中美战略稳定的内涵与实现机制出现变化。

　　中美两国的威慑模式正在发生巨大的调整。一方面，中国的快速崛起带来了体系性的效应。在过去十年内，中美均逐步提升国防预算、推进无人化与智能化作战系统、强化海空远程打击与战略威慑能力。其中，中国的军事能力进步较为显著；相比之下，美国面临全球多线战略收缩、对俄威慑失效、国内政治极化严重等问题，原有“美国治下的和平”正在退化为“区域主导+联盟制衡”的新策略。这种结构性失衡导致地缘政治态势极化甚至碎片化，中美力量之间的对比进入了一个新的、相对较为敏感的时期。

　　新兴技术重塑了中美两国威慑的基础逻辑。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高超音速武器、网络与外层空间军事能力的快速发展，传统依赖核能力与军事部署的威慑模型失效。人工智能驱动的自主化决策系统极大地压缩了误判与冲突降级的时间窗口。同时，网络攻击、供应链安全甚至科技人才等也被纳入“战略竞争”的范畴。在这一背景下，国际间力量对比出现了新变量，中美间既有的稳定性受到挑战。

　　战略稳定面临的不确定性变得更加突出。战略稳定不仅是力量的平衡问题，也包括意图的可知性、行为的可预测性与危机时刻双方之间的默契。中美虽能够维持元首外交、军事热线、工作组对话等一定程度的沟通机制，但相互认知却始终处于螺旋下行的轨道上。在、南海问题与网络安全问题等议题上，双方对抗性预期不断升高。主观认知结构的变化可能比客观力量变化更容易引发“误判、升级、失控”的连锁反应。

　　中美博弈在数字时代将呈现更广泛的外溢效应，而处于“技术中间地带”的国家将成为双方潜在竞争的焦点。然而，随着全球化的逆退，大国投入公共产品的意愿普遍下降，这种“碎片化的稳定”往往无法承载高强度的竞争压力。根据瑞典乌普萨拉大学“冲突数据计划”（Uppsala Conflict Data Program）统计显示，2001年至2008年，国家间冲突数量较少且相对平稳，平均每年约32次，其背后折射出全球化时代和数字化趋势为人类经济增长和社会繁荣奠定了坚实基础。然而2024年，全球共发生61场国家间冲突，成为人类历史上最为动荡的一年。随着全球冲突烈度与频率不断攀升，各国战略预期中的不确定性因素增加，这也将进一步削弱中美在关键议题上进行协调的能力。

　　然而，并非所有变量都指向悲观。中美当前的“战略相持期”也意味着两国均意识到全面对抗代价巨大，因而转向行为克制与战略调整的“窗口期”。中国在新技术部署与核威慑建设中保持渐进节奏，美国在印太战略上虽然持续收紧，但仍保留沟通空间。这也意味着双方未来仍有机会在某些享有共同目标的议题上实现有限合作，并将其作为双边关系的新“压舱石”。 那么，面对技术驱动与认知操控的新型威胁，传统的威慑逻辑是否还足以支持战略稳定？中美如何在数字时代和科技竞争中找到“利益共同点”，并将其作为双边战略稳定的基石？在中美博弈趋于常态化和长期化的背景下，双方能否通过制度化机制实现“低水平稳定向高水平稳定”转化的路径？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将在某种程度上决定未来中美关系乃至全球安全体系的走势。返回搜狐，查看更多